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五磨砺中成长

《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》黄新原著

谨以此书献给50年代出生的兄弟姐妹们

愿他们健康、平安、快乐

(五)磨砺中成长

本文目录

第一次定位

痛苦的开端

生活还得继续

他们的不幸

告状风波

“盐碱地”上耕耘

各种“学习”

恋爱时节

几个特点

一场初恋

另一场初恋

工农兵上大学

不小的震动

推荐和后门儿

第一次定位

痛苦的开端

经过了“文革”初期的动荡、“复课”前后的张狂，再经过“上山下乡”各种“分流”的匆忙，到了70年代初、中期，5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，差不多已经各就其位，迎来了一个暂时的安宁期。大一点儿的，都奔赴了“五湖四海”：“屯垦戍边”、插队、当兵；小一点儿的，又回到了课堂，尽管那课堂并不安静。

不管你那时的处境多么艰难，或你所在的地方多么偏远，但从火车或汽车或马车上一下来，你就在你奔赴的“革命征途”上找到了指定的“战斗岗位”——你就位了。

至此，除极个别情况外，已经没有太多人在大街上“飘儿”了，这时的这群人，除了年龄最小的，已经彻底脱离了少年时代，提前进入了青年期。但这种今天看来短暂的“就位”，在当时根本看不到一点“短暂”的迹象。户口转了，人已离开了家，谁也没指望能有再把户口转回去的奇迹出现；再说，就算转回去，谁给你分工作，你吃什么?于是，很多人都做了“扎根边疆一辈子”的打算。有了这种打算，也就求得了一时的心安。那时的他们，没人谈理想，不是他们智商有问题不富于想像，而是社会根本没给他们提供理想的方向和空间。他们绝大多数文化水平很低，却没有再获取知识的门径，社会当时正处在最不把知识当回事儿的时期。不愿学的，安于现状；愿意学的，不知该学什么。这一时期，除了青年人自然焕发的激情之外，对他们的成长来说，是一个最可怕的“冰冻期”。他们在长身体，却并不长思想，没有气候让他们“发育”思想，没有土壤让他们收获希望。他们就在“文革”的翻云覆雨中，受着愚弄。当着“革命群众”，用国家给他们的、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谋生手段，维持着青春的生命。这一代往日的纯洁孩子，今天的无知青年，信奉着说教，信奉着红色的一切，幻想着自己正在为“中国革命”和“世界革命”贡献着力量，如果这能算做他们的“理想”的话。

回想那几年，在我的感觉中，是50多年生命中，最痛的时光：看不到希望，没有前行的动力，不知该向哪里奔。连因参加公社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，而诱发对历史的兴趣、当时被认为同龄人中“很有思想”的朋友珍平，后来都说：“那时没能力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时的处境，看不到那种混乱只是短暂的历史瞬间。如果能有先见之明，早就不去跟他们起哄搞什么大批判了，趁年轻脑子好使，冬天没活干的时候，埋头多读几本书，肯定比后来再补课强。”

生活还得继续

痛苦归痛苦，生活还得继续，何况他们还都是年轻人，何况这种痛苦大都是多少年后总结自己的“人生”时才品味出来的。而在当时，除了最初阶段的不适应和哭鼻子，年轻人特有的活力，很快又在他们身上焕发出来。他们在多数情况下，又变得很乐观，甚至对自己“工作”的地方产生了感情。几十年后他们又相约着回到这些“埋葬”他们青春的地方，不悔不恨，管这里叫做“第二故乡”。

金羊来到黑龙江兵团。他家有7个孩子，他是老四，上面还有个哥哥在内蒙古插队。这样的情况让他不指着家里会给他什么帮助，所以很安于这里一个月41块8毛6的工资。在兄弟姐妹里，这样的收人算得上“财主”了。开始他在生产连，面对着一望无际的麦田，他摸摸自己吃得饱饱的肚子，和其他战友一样，守住了自己要收割的六垅麦子，从早上天蒙蒙亮开始，挥动起镰刀。等割到这六垅麦子的尽头时，已经是晚上了。后来他当了连里的通讯员，每天跑路穿林子，收信发信，取文件取报纸。他开始注意到了林间的树上长着猴头蘑菇，他很高兴，见到就摘；同时他还发现旷野的草丛里长满了黄花菜，就是北京过节时每人供应一两的那种。他老实，不利用送信的机会去摘，而是用业余时间。把择好的黄花菜用线一根根穿好晾起来，一点儿一点儿攒。等到每次春节回北京时，他除了给母亲带回一大包猴头蘑菇、黄花菜，还不忘给两个妹妹每人几块零花钱。

晓东也在黑龙江兵团。干了3年后，10级干部的父亲，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，所以她很安心，逐渐也变得很快乐。她们连队的哈尔滨和天津知青，再加上同来的北京知青，不知道为什么出身不好和家里有“问题”的战友占了大多数，所以没人歧视她。有一天，上面来人了，说黑龙江省军区招待所要在各连招服务员，一要出身好，二要漂亮。晓东对此没理会，她在全连应该算很漂亮的，如今已经50多岁了，仍能透出当年的靓丽(我戏称她“公主”，短信问：“公主怎样?”她便答：“本宫尚好。”)。但因为家里的“问题”没解决，感觉不会被纳人招选的行列；当时全连正修路，她天天打石头。有一天中午吃饭，她正端饭在路上走着，忽然有人通知：“谁谁谁、谁谁谁，到连部开会。”其中也点了她的名。开会没有什么特殊内容，只是领导让与会者谈“上山下乡”的体会。会后她就把这事给忘在了脑后。又隔了几天，晓东忽然接到通知：“你不要去上工了，收拾行李，出发。”就这样，她被“录取”了。

命运把她从黑龙江省德都县——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十四团十七连，一下给“发”到了省会哈尔滨，应该说是一步登天。她回忆，招待所里有很多市场上买不到的东西，比如白糖，她就整桶整桶买了寄给家里，还寄给哥哥姐姐们。她清楚地记得那个调动她的日子：年7月15日。就在那个招待所，她一干就是8年，直到27岁回到北京。按她的话说：“把一辈子最宝贵的时光全贡献给那儿了。”

珍平在延安插队。最初的日子，他要比金羊和晓东这批“兵团战士”们好过，那种火车走到尽头，前面不知路在何方的失落感，和蚊子、厕所、脏水、烂泥的恐惧感，在这里都没有。有村支书照应着，住的是窑洞。虽然窗户上没有纸，但可以打点儿糊糊，糊上报纸；没有门，但有草帘子。粮食有专门给知青配给的，又有女同学会做饭，他安然度过了“想家期”。大家都相跟着到地里干活。陕北的民风质朴，大部分人对“娃”们很好，尤其是对北京娃。这里有个怪现象，虽然人穷得家家一团破棉絮、一口破锅，但谁只要一张口，都是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。当时那里“遍地”都是“没走出去”的老红军战士，他们谈起北京的那些大首长，就像谈论他们的哥们儿和伙计一样，知根知底。

一位当时已经患了肝硬化，挺着一肚子腹水，只能跪在炕上的老汉，自称曾和刘志丹睡过一个窑洞，就是他把牺牲了的陕北红军领袖谢子长用担架抬回老家安葬的。珍平对这块“热土”爱得不行，至今回想起来就流泪。他说，那时知青的粮食都吃完了，就像《血色浪漫》里的钟跃民，眼看就要出去要饭度荒了，是公社书记带了粮食来看他们，不多，一人分下来就几斤，说是公社吃公粮的干部每人凑的。

书记说，先别出去，再忍忍，别给咱党丢脸。就在那时，书记记住了忍着饿凑在窗口看书的珍平，后来把他调到公社去搞“大批判”，从此他能吃饱了。

姬民在同龄人里是幸运儿。他年当兵，那年他才16岁。很快他所在的部队就担负了“支左”任务，来到一个国营大厂。指导员把他安排在全是女工的车间，组织学习。姬民问指导员为什么把他分到女工车间，指导员瞪着眼说：“你说为什么?你年龄小，懂吗?”姬民还是没有懂。后来他跟我说这一段时，我深有体会。部队、尤其是野战军连队，晴天一晒被子，军绿的被子上很少没有“地图”的，都是精壮年轻人遗精涂出来的“作品”，战士俗称“跑马”。如果把这群人掺和在女工中，一旦出了问题，就别去完成毛主席交给的“支左”任务了。姬民当时还不太懂“人事儿”，这是指导员的明智选择。姬民很会偷懒，从女工中选出一个管事儿的，把学习记录本交给她，谁发言说什么，都让她记录下来。交代完了，他就跑出去玩了。等晚上，把记录本要来，到连部做汇报，两不耽误。

永生年生人，年他没有出北京，而是被分到南口的红冶钢厂当了炉前工。无冬历夏，“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”；自己用大电机焊的直径一米的大风扇，吹着后背，胸前是熊熊的炉火。手里的大板锹抡起来，一锹煤足有二十多斤，被不停地送进料口。如果上早班，他每天从新街口的家骑自行车到西直门，赶早上6点36分的郊区“小票车”，7点36分到南口。

进厂先手举《毛主席语录》向厂门口的毛主席像“早请示”，然后所有同车的人就以百米速度冲向宿舍，换好工作服，然后再冲向车间，这时离8点上班只差三五分钟。如果上中班，是下午4点接班，西直门却只有上午9点36分最后一趟“小票车”，如果坐这趟车，到厂里才不到11点，要等到下午，不仅耗时间，还要在厂里吃一顿饭，浪费饭钱。于是就有一帮住城里的工友，下午1点在德胜门集合，骑车上红冶，最顶风时要骑3个小时。晚上12点一下班，还是这拨儿人，再聚在厂门口，查点人数一个不少，又往回骑。如果哪一个赶不上“大部队”，就没胆量一个人骑夜路。到德胜门，是半夜三点。炉前工每天有两毛钱的高温补助，刨去4个星期天每月有5块4毛钱。重体力劳动需要热量，食堂的红烧肉正好是两毛一份，永生通常买半份儿，再让大师傅“饶”一点儿肉汤，好泡饼吃。反正要把伙食费控制在高温补助的范围之内，尽量不往里搭工资。他觉得很知足，因为他没有下乡，他是独子。他记得有一天，到了厂门口他发现忘了带《毛主席语录》，大吃一惊，没带《语录》就没办法参加“早请示”，在那个年代，后果是什么，谁都知道。一阵慌乱后，他决定和同事借一本，结果没有借到，因为每人只有一本。他只好掉头跑两公里，到火车站小商店又买了一本。

年出生的林虹，背着她右派家庭的大包袱，在干校干了几年后，因肝炎回到了北京。那时她家在北京已经没有了房子。还不错，母亲原单位开恩，借给她一间小房。我去过她那间在右安门的小房，筒子楼里的一间，破烂黑暗。性格很阳光的她，当时说：“真讨厌，右派就非得给右安门的房子，左安门不行吗?”后来她被分到了北京一家塑料制品厂。她很爱学习，一心想当会计，跟我开玩笑说：“我的理想，就是将来能弄个桌儿坐坐。”但那个年代，她能当上工人，已经是很值得庆幸的事儿了。

同样是年出生的大雁，应该是50年代出生的人中最幸运的分子，几个哥哥都去了外地，她初中毕业后，二哥指点她：不要上高中了(那时已经有了按比例上高中的机会，而她在班里的表现肯定能上高中)，直接申请分配。结果她听了二哥的话，被分到一家工厂。厂子离家骑车只用15分钟，学徒工一个月16块钱工资。她只留3块，其余都交给妈妈。几十年后回想自己的过去，她很后悔，遗憾地说：“我的阅历怎么这么苍白，人家说的那些事儿，我一样也没有经历过，真白活了。”她其实很幸福，在哥哥们的身后，她躲过了本来就不应该属于她们的“那些事儿”，平安度过了青年时代，然后提干、结婚、生子，再过一年多就可以退休了。我劝她：苍白等于平安，平安是福。

刚子是个普通职员的子弟，年生人。年，他初中毕业，然后到了北京的房山县插队。这种插队如果和只身在外的他的哥哥姐姐比，说不上有多艰苦，至少户口不转，按现在说，拔腿儿就可以回家。但刚子回忆：“说回家，也不是那么好回的。生产队管得严，一天不参加劳动，不光没你的工分，队长就得找上门来教训。那时一天的工值只有2分钱，这2分钱还是挣够10个工分才有，我们知青每天规定只能挣7.5个工分，所以连2分钱也拿不着。记得我插队两年，最后招工回北京时，队里就给了我3块多钱。劳动也苦着呢，平时看水田，早上出门时拿一块饼，戴个破草帽，扛着锹，哪儿水堵了，哪儿跑水了，都得看好了。中午啃块饼，水田里、河沟里的水，用手捞着就喝。

有一回生产队死了头猪，听说是病死的，本来都埋了，晚上知青又偷偷给扒出来，找地儿炖着吃了。生产队长‘见天儿’往女知青房子里跑，给她们布置学习任务’，吓得她们晚上天一擦黑就关门熄灯。”

他们的不幸

为民回忆他在黑龙江兵团的往事。他想起了一个人。那是个上海知青，家庭出身是恶霸地主。人长得魁梧高大，但天天懒洋洋，无精打采，总说胸疼，不愿意干活。连里有事没事都把他挂上批一顿。他曾请假回上海看病，说是胸膜炎。后来病退回了上海，被分到上海火车站小件寄存处。结了婚，刚有孩子，就查出肺癌，不久就去世了。

谈到死，为民有一段难释的心结，他讲了一个和自己一起去兵团的同学老孟，以及他的死。那是一年的夏收季节，是最忙最累的时期。连里规定，食堂每顿都要有肉，当然不是“纯粹”的炖肉，而是菜里要看得见肉片儿或肉末。当时连里杀了一头猪，一时吃不完的肉，就用绳子吊着挂在井里。

那口井有10多米深，冬天会上冻，取水得用“冰镩子”先凿开冰，才能用辘轳绞上水来。到了夏天，井里的冰并不会全部化掉，有几米井筒上还裹着一截“冰袍”。肉用绳子吊在离水面几米的地方，可以像冰箱一样保鲜不坏。

但有一天，这块肉没拴紧，掉进了水里。司务长找人来捞，老孟应声说“我去”。有人提议给他腰里拴根绳子，他说用不着。他脚踩着辘轳上的水桶，让人把他摇下去。而此时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件事，这只辘轳上的钢筋摇把头一天曾经从辘轳上掉下来过，只是又被草草砸了回去。这样的“隐患”如果是摇一桶水，应该不会显现，但今天却是站上了一个人。几乎还没等“摇”，人、水桶和那截脱开了摇把和木架的辘轳，一下全掉进了井里。上面的人慌了，找来绳子，一头拴上钩子，在水里来回钩，希望万一钩到老孟的衣服，能把他提上来，但钩上来的只有几个往日掉下去没捞上来的水桶，却没钩到人。最后下去了人，等把老孟弄上来，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。为民记得，当时连队卫生员还给老孟打了一针强心剂，但人已经不行了。多年过去，为民始终怀念着他这个死于非命的同学和朋友。年8月，就在嫩江、松花江发大水的前后，他们去了当年“战斗”过的地方，为民主要的目的，就是去看看葬在那里的朋友。但由于树林太密，树间长满很深的杂草，他们没有找到他。又过去7年，年“五一”，为民和几个战友利用七天长假又去了那里。这次他们找到了：一座孤墓，寂静地立在春天的树林里。当他们再回当年连队的旧址时，那里所有能够勾起往日记忆的东西，几乎荡然无存，唯一还在的，就是那口井。

永生讲到他们红冶钢厂当年发生的一件“尽人皆知”的往事：一个和他同龄的技校生，性格憨厚内向，永生到现在还记得那是张圆脸，大眼睛，中等个儿。那时商店里可以买到气枪。他有一支气枪，拿到厂子里打鸟玩儿，结果一不小心打到了毛主席像。冲毛主席打枪，在现场的目击者没人敢不揭发。结果当然是以最严重的“反革命事件”来处理，他被厂保卫科押了起来，圈了一周。按永生估计是等着公安局来带人。就在这时，那个“罪犯”逃跑了，并爬上了厂里几十米高的烟囱。从此这人即被厂里宣布“失踪”。两年之后，永生所在的车间维修炉子，疏通烟道，在厚厚的烟灰下，发现了一具一点儿都没腐烂的尸体，公安局来辨认，说就是那个“失踪”的人。

晓东又给我讲了一件事，虽然不是“死”的话题，但也很沉重。这位朋友是年生人，也就是说，年去兵团时，他才只有15岁。刚到兵团，这么一大群孩子，面对艰苦的环境，都惊呆了，急于想向家人和朋友倾诉眼前的现实和感受。这位朋友也不例外，他给远方的同学写信，谈自己的心情。那无非是些对没有想到的恶劣条件的失望。

晓东说，信中好像还谈及身临反修前线却无仗可打的遗憾。很难想像这样年纪的孩子，除了这些，还会写出什么更“叛逆”的内容。信写好了，但连队很长时间没有邮寄手段。想寄信只有两个办法：一是托通讯员带到团部去发；再有一种现在听起来很离奇的办法，就是站在路边，截住一辆过路汽车，把要寄的信或要汇的钱托给素不相识的司机。这些司机都会不辱使命，给你办好。但这位朋友恰好把这封信委托给了一辆军车的司机，而这位司机大概因为信是米饭粒粘的，没粘紧，因而动了好奇心，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心理，竟拆看了这封信，然后把它当成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，交到团部，团里又把它转回连里。

迎接这位朋友的，便是那时常用的打击形式——开批斗大会。这让他很长时间背负重压，在人前抬不起头来。多少年过去，当他和晓东聊起往事时，晓东抱怨当时自己因家里的问题，第一批没有评上“兵团战士”，只混了个“兵团职工”。这位朋友说：“那你也没我压力大，你忘了那封信的事儿了。”也许因为“故事”的久远，已经记不清细节的晓东代为联络这位朋友，想进一步聊聊当时的情况，却被他婉拒了。

我非常理解这种“躲避”，它让我怀着一种歉意。因为也许这一请求会不经意地触碰到他少年时那份不该承受的痛苦。可以想像一下，怀着一腔青春热情，乍到陌生艰苦的冰天绝域，因为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小事，15岁的孩子遭受了突然而至的打击和孤立，在一个早上，他就成了全连斗争的对象。这会是一种怎样的伤害?事实上按晓东观察，这么多年来，这种伤害造成的阴影，其实在他身上一直留存着，甚至有时“影响着他对事物的理解和判断。”

关于挨批斗究竟是种什么滋味，能对一个人造成怎样的伤害，我没有感性的认识。但不久前我读到作家肖复兴写的一篇题为《到三队去找老孙》的回忆文章，里面写到他类似的遭遇，我把文章引述一段，应该能作为一种映照：

35年前，年的冬天，因为得罪了队上的头头，农场派工作组进驻我们队，查抄我的所有日记和写的所有的诗。那一天收工之后，晚上召开大会，要把我揪出来，和队上那三个“反革命”一勺烩了。这样的舆论在全队已经弥漫开了。

那一天晚上飘起了大雪。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的组长都站在了台上，我知道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，硬着头皮强打着精神，我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，心里还是忍不住瑟瑟发抖，我不知道待会儿真的要揪到台上，我会是一种什么狼狈样子，他们会不会也在我的脖子上挂链轨板?我真的一下子如同丧家之犬。我只好等待着厄运的到来。那一晚，工作组长声嘶力竭地大叫着，他讲了许多，讲得都让人提心吊胆……

最后肖复兴没有被脖子上挂链轨板(拖拉机履带上的一种金属部件)，那是因为他文章中写的“老孙”事先警告过工作组长：“如果谁敢把肖复兴揪出来批斗，我立刻就上台去陪斗。”这件事让肖复兴牢牢记了35年，可以想像，他挨批时的紧张和对解救他的人的感激。肖复兴是年生人，那年他应该是22岁。22岁的人对这种挨斗的场面都“瑟瑟发抖”，更何况晓东那位15岁的兵团战友呢。

不幸各不相同，那个时代发生的不幸，带着那个时代的特征。说可笑也好，说可悲也罢，都让人有一种难以释怀的凄怆，尤其当这种事情发生在你朋友身上的时候。我下面要讲的，就是我的一个朋友。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，因为他的亲属们还在。为叙述方便，我给他起了个“笔名”，叫“老松”。其实这笔名也不是我给他起的，是他自己写大字报时用过的。老松长得很精神，乍一看，有点像电影演员张良。他不拘小节，我们的初识是在我家所在的院子每天开往城里的班车上。

一次车很挤，我们正好站在面对面，他冲我友好地一笑，就算认识了。他比我大两岁，初中考上了北大附中。他曾告诉我，中考前，他父亲曾许诺，如果考上了北大附，就给他买一支气枪。他考上了，但父亲的诺言却不兑现。他勤于读书，父亲是个军中的知识分子，藏书不少，但对他看书十分限制。家里除了《毛选》和马恩列斯原著，别的不准他动。他有着罕见的执着和怪异的思考方式。对一些当时我们这个年龄看了都眼晕的书，他能沉静地通读。有时我们会在一起散步，他所谈论的问题，我只能当听众，搭不上半句茬。但隐约能听出一些“离经叛道”的弦外之音。一段时间毛主席号召党内多读马列原著，他把当时很多干部都发的、白色封面、有红色线框的《哥达纲领批判》、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》、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等都拿来读，并大谈体会。他尤其喜欢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，谈起那些原始的婚姻状况，眉飞色舞。也许正是因为他沉溺于这些原著而不关心《老三篇》和《毛主席语录》，和逢人便谈别人根本就不知道的“原著”内容，不少人觉得他有点神经不正常。现在想想，他性格中也确实有神经质的成分，并带着几分“老夫子”的迂阔。

突然有一天传来消息，他被抓了，因为他写了一张大字报，内容大致是对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两者逻辑关系的评价。原文我当然没看到，但几乎可以肯定，他是运用“马列原理”来阐释“革命的现实问题”了，据说内容很“反动”。他对“文革”中的“四大(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)”很拥护，没事就和人辩论，有时还专程上大学里去和留在学校“造反”的大学生辩论。也爱写大字报，每贴出来时(那时只要有贴大字报苇席的地方，任何人都可以贴)就催着我去“欣赏”。他没有去当兵或插队，而是被分到了一家小工厂。不久，他被放了，但却遭到工厂的开除。那个年代被开除，和今天的被“炒鱿鱼”大不一样，那等于脸上被烙上“金印”，是谁也不敢“沾包”靠近的。但按他的家庭情况，保证衣食无虞，应该不成问题。但恰恰是这个普通人看来很可靠的“大后方”却出了问题他父母从他被放出来的那天就宣布，和他断绝一切关系，不承认有他这样一个“反革命”的儿子，不准他回家。这把他推上了绝境。从那时起，他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其间曾找过我，我怀着很矛盾的心情给了他一点儿钱，他就又消失了。这件事我父母曾经有过议论：“孩子有问题，可以教育嘛，轰出去让他怎么生活?”母亲生气地说，“他爸爸绝情，他妈也不要儿子?孩子是不是她亲生的?”他是不是“亲生的”，只要见过他和他父亲的人，都会毫不怀疑，父子面貌之相像，就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。在“文革”初期，一些儿女因为搞不懂父母的“问题”，又怀着一腔革命热情，一时和“资本家”或“反革命”父母“划清界限”的，不在少数，但因为儿子有“问题”而如此决绝地划清界限的父母，可说是闻所未闻。他从那次消失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，听说他后来去了外地。不知现在是什么状况。

告状风波

话题再回到当时社会和家长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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